在古越国水网地带，出行全赖舟楫。钱塘江历史上留下众多古津渡，如鸡鸣渡、查浦、渔浦渡等，这些津渡在战时是通津要塞，乃兵家必争之地；在平时是交通枢纽，沟通钱塘江南北东西。通过这些津渡，东可达浙东，南可到浙南。这些古津渡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华夏人的生老病死，见证了世事繁华，见证了兵荒马乱。现在，它们是滩涂上一道道歪歪扭扭的脚印，供人们寻觅历史早已逝去的身影。

鸡鸣渡

鸡鸣渡，也称“句践去吴渡”，为古越国钱塘江上一处重要渡口。《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第十》载：“句践将降，西至浙江，待诏入吴，故有鸡鸣墟。”句践“入臣于吴”的待诏地在浙江岸边的鸡鸣墟，鸡鸣之时，句践在此听候传唤，前往奉接吴王诏书，并“行成于吴”。古时称“大丘”“大土山”为“墟”，故“鸡鸣墟”当为今浦沿鸡鸣山，此山距萧山城区 15 公里，其西不远处就是钱塘江，东南数里乃闻堰的半爿山。

南朝陈（577-589）夏候曾先《会稽地志》载：“吴王伐越，次查浦。越立城以守查。吴作城于浦东，以守越。”由此可见，吴城在查浦的东面，扼越入浦阳江和钱塘江的咽喉，而鸡鸣墟正拥有这样的地理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宽阔浙江以“之”字形曲折东来，遭小砾山阻挡后，北行至淀山折向东去，水流较缓；而南出渔浦湖的浦阳江（现在浦阳江口是明朝开碛堰山后形成的）也南来出淀山北行，水流较急，两江交汇，浙江受浦阳江水之激，共同折向东北而行，经浦沿鸡鸣墟入杭州湾后，水面趋于宽阔，流速放缓。淀山至鸡鸣墟一线因两江江水交汇，多漩涡，船不能过，只能绕鸡鸣墟出入。盖因鸡鸣墟只是小岛，各方面条件不如城山，只能作为中转渡口。

春秋末期吴越相争，吴军在鸡鸣墟以东江面大败越国水师，占领了鸡鸣墟，并在其上筑城，断句践残部向浦阳江南退或沿浙江西撤的退路，迫使越军东撤城山，困守固陵城。西汉时，鸡鸣渡又称金鸡渡，此后，查浦至鸡鸣墟一线以东的沙滩不断淤涨成陆，致使湘湖江湾与钱塘江逐渐隔离开来。浦阳江原先在此入江口，也逐渐湮废不通。鸡鸣墟由以前横渡钱塘江口、浦阳江口的中转站正式转变为钱塘江南岸的重要渡口，并逐步演变为重要集镇，人称浦沿。自三国吴黄武年间（222-229）至隋开皇九年（589），浦沿成为了永兴县治所在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浦沿为萧山县“古邑瓜分十五乡”之一，称长兴乡。

查浦

查浦，是湘湖周边的渡口中位置最有争议的。孔晔《会稽记》注曰：“查浦，即查渎。故址在今萧山市境，确址无考。”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考证后认为：“查渎，古聚落名。又称查浦，也即《水经注·浙江水注》所称之柤渎、柤塘。”（《浙江古今地名词典》）

查浦即城山。最早见于夏候曾先《会稽地志》载：“吴王伐越，次查浦。越立城以守查。吴作城于浦东，以守越。以越在山绝水，乃赠之以盐。越山顶有井，深不可测，广二丈余，中多鱼。乃取鲤一双以报吴。吴知城中有水，遂解军而去。”清初，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认为查浦即查渎，其地当在今湘湖之西至闻堰镇潭头一带。在其所撰的《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中载有：“查渎，在县西南九里。”

“渎”为“沟渠”“水道”“沟渎”之意。查渎应是一条可通舟楫的水道。《初学记》：“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浦即小河入江的地方或江河的入海口。在古代，“浦”与“步”“埠”相通，意为码头、渡口。唐柳宗元《铁炉步志》云：“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文苑英华》卷三七四）。明朝张自烈《正字通》也说“吴楚间谓‘浦’名‘步’”。萧山境内“浦”字地名很多，大都与浦阳江有关。顾名思义，它就是在浦阳江入海口附近。江北曰阳，《越绝书》载越国水师大败于浦阳，指的就是在查浦北面的浦阳江口。也许浦阳江之名也就是由此得来。春秋时期，钱塘江入海口已移至东岸半爿山、西岸狮子山一带。鸡鸣墟在半爿山西北，地处浙江江口南沿地带，查浦就在鸡鸣墟以西不远的浙江南岸边。查浦当在浦阳江和浙江汇流后折向东北往鸡鸣墟而去的南岸起点，而符合这一条件的是现在闻堰镇的黄山。

黄山村在距闻堰镇镇治以北 3 里，又叫潭头，三国时称查渎、柤渎、柤塘。这里曾有孙策跨江击王朗的故事。郦道元《水经注·浙江水注》节录：“浙江又东径柤塘，谓之柤渎。昔太守王朗拒孙策，数战不利，孙静果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柤渎去此数十里，是要道也，若从此出，攻其无备，破之必矣。’策从之，破朗于固陵。”

渔浦渡

渔浦渡在今杭州市萧山区的义桥镇，故址在富春江、浦阳江汇入钱塘江处，为六朝以来的交通要津，又称范浦、浦口、渔浦口、渔浦渡。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西兴、渔浦最为通道。”

唐朝以前这里有渔浦湖。渔浦，又称渔浦湖（见顾野王《舆地志》），别称南浦、渔浦潭、渔潭、范浦、鲇鱼口。南浦是渔浦潭的简称，浦阳南津所在地。春秋以前，渔浦是一片海湾，春秋战国时期演变为江湾，与现湘湖故地的西城湖、西陵湖连成一片，直通浙江、浦阳江。两汉时期，随着萧绍平原的不断发育完善，钱塘江西南岸逐渐扩张淤积，上游临浦（湖）、通济（湖）进一步湮废，引发了其下游浦阳江出江河道及滨海平原湖泊的发育，渔浦湖开始形成，随着钱塘江江道变窄，渔浦轮廓逐渐明显起来，但湖口仍与钱塘江相通。到晋代，顾夷《吴郡记》有“富春东三十里有渔浦”的明确记载。南朝梁的顾野王在《舆地志》中则有“渔浦湖”的记述。南北朝起，渔浦成为濒江傍湖的渡口船埠，为浙江的重要津渡，但开始出现淤积。渔浦全盛时期，南接峡山头水道，承纳经临浦、通济的浦阳江水，东接石岩山与目尖山之间水道，沟通城厢片沼泽地河浜，北连西城湖、西陵湖，西襟钱塘江、富春江。

渔浦地处萧绍平原上游，富春江的尽端，钱塘江的起点，依山涉水，通江连原，地理位置独特。渔浦是浦阳江的出水口之一，通钱塘江，为重要交通要道。正如《水经注·浙江水注》所载：“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名曰东江，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毛奇龄曾指出古代“临浦一水，尾可从渔浦以出浙江，首可经峡口（尖山）以通浦阳”。也就是说，它沟通钱塘江、富春江、西小江、浦阳江，连接杭州、富阳、桐庐、绍兴、诸暨和婺原地区，因此成为浙江的重要津渡，乃兵家必争之地。如《宋书》孔觊之变，将军吴喜遣部从定山进军渔浦。又如《南齐书》富阳农民唐寓之起义，渡江自渔浦溯浦阳南进。

至唐时，杭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与外界往来，客流、物流几乎全靠舟楫。杭州城南之柳浦与钱塘江南岸的渔浦、西陵（西兴）形成水运三角枢纽，渔浦因此成为当时萧山境内仅次于西陵的重要“活水码头”。渔浦风光秀丽，景色迷离，享有“渔浦江山天下稀”的美誉。历代诗人游历驻足于此，留下诸多诗篇，如谢灵运的“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丘迟的“渔浦雾未开，赤亭风已扬”，孟浩然的“定山既早发，渔浦亦宵济”，常建的“碧水月自闲，安流静而平”，韩翝的“漠漠烟光渔浦晚，青青草色定山春”，以及苏轼的“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陆游的“桐庐处处是新诗，渔浦江山天下稀”……但此时渔浦淤积渐趋严重。有唐代诗人孟浩然“卧闻渔浦口，桡声暗相拨”一句为证，南北朝时的渔浦潭成为渔浦口。唐末，渔浦是浦阳江注入钱塘江的出口仍无改变。唐代晚期，钱塘江下游（西兴以下）为灌溉而兴筑海塘，导致上游富春江泥沙淤积、滩涂陡涨，袁浦滩大体形成，渔浦一带淤积严重，多处汀洲显现，航道不畅。唐皇甫冉《送李万州赴饶州觐省》中“人稀渔浦外，滩浅定山西”即为客观反映。唐韩翊《送友人游江南》则发出“远别悠悠白发新，江潭何处是通津”的感慨。中和二年（882），浙东观察使刘汉宏之变，兵自诸暨、会稽、萧山等地由渔浦渡江至富春江，而次年，钱镠击刘汉宏，兵自新沙渡渔浦，并会浦阳镇将蒋环南攻婺州，说明浦阳江至渔浦仍是当时交通要道。

五代吴越王钱镠在钱塘江两岸修筑江海塘，包括萧山岸兴建西兴海塘和半爿山至渔浦西江塘，以防江水冲入内畈。西江塘建成后，为进一步开发渔浦与西城湖提供了必要的水利保障，渔浦不再受洪潮侵害，开始平野住人、村落散布。渔浦段西江塘筑成后，原在横筑塘的渡口已经湮塞为陆地河埠。新的渔浦渡向西外移至江湾底的杨家浜附近，仍为重要津渡。

明天顺、成化年间，开凿碛堰山，疏新江，浦阳江下游始由西小江入海改为与富春江、钱塘江交汇。尽管当时“渔浦内外沟港抵塘之处，甃以巨石，辅之木桩，树之榆柳”，后又“大兴塘役，山（阴）会（稽）二邑协力筑之”，堤塘抗潮御洪能力大为增强，但由于处三江之水交汇之地，钱塘江大潮和从上游下泄而来的山洪冲击力很大，堤塘决口时有发生。建成不久的渔浦新桥及桥南的渔浦镇竟被滔滔江水冲垮而沉陷在浦阳江内。后只得在新堤之东，易地复建新的渔浦街。至此，渔浦逐渐失去了千百年来“活水码头”的功能。至清乾隆初，渔浦终因交通变迁而将繁忙的渡口任务让给离它不远的南面的临浦和北面的西兴。但明成化年间重建并传至今日的渔浦街，作为古渔浦的继续，一直存在于西江塘畔，它像一位饱经风霜、屡立战功的老兵，守望着滔滔江水，怀念着昔日的辉煌。

固陵渡

西兴，古称西陵、固陵，乃越之浙江渡发展而来。在越王允常之前，城山下的渡口就是越国重要津渡，时称浙江渡，是越国从会稽向北至吴国都城姑苏的干道咽喉，经固陵向东可延伸至句章（今宁波），向南则可延伸至姑蔑（今龙游）（《浙江古代陆上交通简史》）。允常命范蠡在此筑城建港。固陵港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东方大港。

钱塘江和浦阳江在城山以东交汇入海，水流减缓，又受山冈阻挡水流更加趋缓，从上游来的大量泥沙在这里不断淤积，海岸线退移，钱塘江下游向东发育，滩涂向北扩展，江道趋北缩狭。秦汉以后，淤积的泥沙阻塞了港口。固陵港深水大港的优势逐渐消失，规模越来越小，只能随着不断向北延伸的沙洲北迁。湘湖北侧和西侧的沙滩淤涨成陆，终把湘湖江湾与钱塘江逐渐隔离开来，湘湖成为泻湖，而固陵港虽有水道与湘湖通，但规模已大不如前，沦为摆渡钱塘江的渡口之一，史称固陵渡，虽不再是通达三江的大码头，但仍是由钱塘入越的咽喉要津，沟通南北，连接两浙，朝廷官吏、商贾文士往来不绝。

三国时期，西兴一带原本时隐时现、潮进潮出的钱塘江滩涂，终于发育成陆。固陵渡也稳定下来。固陵城随即迁到了渡口边开始新的发展。西陵渡乃兵家必争之关隘，南北通津之要地。

晋贺循主持开掘了以西兴到曹娥江的浙东运河（又名萧绍运河、西兴运河）。浙东运河是浙江境内最重要的客货运输、漕运和水驿的“黄金水道”。西陵踞钱塘要冲，又是浙东运河之首，是南来北往的要津，为渡江至浙东的必经之地，可谓“东南第一都会也”（明《西兴茶亭碑记》）。南朝宋谢灵运有诗述此“临津不得济，伫楫阻风波”。南北朝时在西陵渡并设戍主与税官。齐永明六年，西陵戍主杜元懿言：“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

西陵渡在唐代成为官渡。吴越时钱镠以陵非吉语，改曰西兴。西陵渡遂称西兴渡。在西兴，曾经有铁岭关、樟亭驿、镇海楼、驿前码头、大埠头、日船埠头、资福桥、望海楼、运河源头等古迹。现存六朝牛埭，唐代石塘、石砌河埠、堤岸、码头等遗迹。古渡船埠头处，船闸石条横陈，柱上闸门板槽清晰可辨，古河道上的石砌河坎、河埠依旧存在。

“西陵遇风处，自古是通津。”（唐·皇甫冉） 唐宋时，西兴是两浙门户，临安（杭州）到越州（绍兴）从这里走，路最近、最方便。军事上，西兴是钱塘江边的军事要地与重镇；政治上，为浙东入境首站，凡京外各省发宁、绍、台三府属公文，由仁和县（杭州）武林驿递至西兴驿接收；交通上，是浙东交通枢纽，沟通浙东与钱塘江乃至中原的水上快捷通道；经济上，是浙东水运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浙东地区的粮食、棉花、丝绸、盐酒和山货在西兴过塘，转运到中原各地；文化上，西兴不仅是吴越文化的交汇处，还是“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西陵待兴潮，落日满孤舟”，历代诗人在此留下不朽诗篇，将固陵涌潮、江风、驿站、关楼、茶亭、塔林尽入诗句，将句践、西施、文种、伍子胥之悲壮往事，咏叹不绝。

（作者：方晨光     刊发于《中国三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