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宁潮是海宁特有之人文自然奇观，而随之而来的潮患在海宁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明清以来尤甚。到了清代，海患频仍，最高统治者甚至将修建海塘及海神祭祀建筑作为第一要务。雍正曾亲撰《浙江海神庙碑文》：“而浙江海宁，其南飓风怒涛，潮汐震荡……七年，秋汛盛长，几至泛溢，吏民震恐。已而风息波恬，堤防无恙，远近欢呼相庆。朕念沧海含纳百川，际天无极，功用盛大，神实司之。”海患潮灾破坏作用极大，且受制于当时生产技术发展的局限，人力在自然面前往往显得渺小而无助，因此海神祭祀的兴起是民众对平息海患这一基本愿望的朴素表达，甚至于改盐官州为海宁州之名，也是对水息民安的祝愿与向往。

由江湖而至庙堂，将朴素的民间愿望转化为国家力量的标志性事件是以海宁海神庙为代表的海神祭祀建筑的修建。雍正七年九月，“总督李卫奏请委原任布政使张适、知府蒋杲、王坦监修。择海宁县治之东，购买民地四十亩启建。”……乾隆四年六月钦颁御书“清晏昭灵”四字匾额，恭悬正殿。海宁海神庙的祭祀对象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首先是唐前海神。这一阶段的海神以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文种，汉代的霍光以及晋代的周凯为代表，从几位海神的事迹来看，这一时期海神的神话色彩相当浓厚，且海神与潮水之间的联系一开始并不明显，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变与建构。比如伍子胥生前并无治潮事迹，他是因为不满吴王夫差刚愎自用而被赐死，他与潮水发生关联的过程我们只能在前人的记载中寻到一点蛛丝马迹。唐司马贞《史记索引》曰：“子胥怀恨，故虽投江而神不化，犹为波涛之神也”。先民无法理解潮水的形成原因，便将其归为伍子胥怨怒之气的化身，而后经过漫长的承袭与演变，伍子胥成为民间祭祀的重要对象并最终得到官方认可与推崇。又如汉将军霍光，位极人臣，并曾辅佐当时年仅八岁的汉昭帝创出了长达二十年的“昭宣中兴”治世。霍光生前并无治潮事迹，而是在死后两百多年由于吴王孙皓的推崇而被立祠为神，这应该与霍光护国忠臣的正面形象以及在民间的威信有关。而晋代周凯的事迹更是与神话传说无异，他携带弓箭，大声呼喊着冲向潮水，而此时潮水忽然裂开，人们只在电光中看到他乘白龙东去，不知所踪。这一时期诸位海神的出现与形成与当时民众对自然力的有限理解与恐惧心理有关，这些海神的形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在破坏力极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无法与之抗衡，只能寄希望于强有力的神明庇佑的心理投射。

第二类是唐宋海神。这一时期海神形象数量众多，如石瑰、胡暹、钱镠、周雄、曹春、朱彝、陆圭、张夏、黄恕等等。这一时期的海神与唐前时期最大的区别在于出现了很多在抵御潮灾海患中立下实际功劳的将领及官员，如钱镠、胡暹、陆圭、张夏和黄恕等。如唐晚期的钱镠，因战功无数，守御有方，历任御使大夫、右武卫将军、开国公、两淮节度使，后敕封吴越王。他在位时特别重视田事、水事，治河筑堤。旱则运水溉田，涝则引洪入海。又开杭州西湖、东府鉴湖、明州东钱湖及诸多运河，水利大备，使得民众致力农桑，吴越富庶，自此盛于东南。又如张夏，也是在筑塘抗潮中立下极大功劳的著名官员。清乾隆《萧山县志》卷二十三“人物”载：“张夏，行六五，萧山人。……杭州江岸率用薪土，潮水冲激，不过三载辄坏。公乃作石堤十二里，以防江潮之患。既成，人感德不朽。”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张夏的死因，有传说死在抢险护堤中，也有说死于漕运时覆舟。按清人毛奇龄的说法是“乃以护漕，当决河覆舟，旗丁绕河觅相公不得”。无论哪种说法，有一点可以肯定，张夏是在任职期间因公殉职。与此类似的，宋代官员黄恕的事迹亦颇具代表性。据郑清之《治水判官黄公祠》记载，他“素以廉干闻，章君遂属以厥事，公慨然任之。即日单骑诣其所，露处野宿，躬荷锸，督役运土石”，一个廉明能干、事必躬亲、恪尽职守的官员形象跃然纸上。当时筑塘反复决口，有术士进言必须投以活人入水才能成功，黄恕忿然曰：“修此以为民也。杀人以求成功，何心哉?必尔，捐吾身耳！”毅然策马自溺于水中。这一段将黄恕舍己为民，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唐宋时期的海神形象反映了人们在与自然力的抗争中逐渐取得进步，同时也折射出对于能够带领民众奋力抗潮的领导者的强烈心理需求。

第三类是元明清海神。宋朝之后海神的身份与前朝相比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元代彭文骥、乌守忠并无官职，为筑修海塘倾尽家财。陈旭乃明代茶商，慷慨出资修筑新塘，并以身殉之。他们的难得之处在于，在没有得到官方支持的情况下，以一己之力奉献丰厚家产乃至生命，这一方面从侧面反映当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暗含了海神祭祀对象从民间人物到受官方认可的曲折脉络。

海患治理有关国计民生，海神祭祀的兴起是民众对能够获得安宁生活这一基本愿望的朴素表达。历代海神的演变中，出现了很多尽忠职守的官员以及舍己为人的平民形象，他们在抵御海患中表现出令人动容的牺牲精神，对社会的道德价值观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海宁的海神祭祀文化拥有丰富的内涵，海神祭祀建筑的留存与祭祀习俗的传承，是海宁潮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